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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医疗事故鉴定机制绊倒“医调委”__深圳医疗事故律师网

深圳医疗纠纷律师   2017年09月27日 3:30   留言»  

当前鉴定委员会的专业性无可挑剔,但是,中立性却备受指责

  2009年至2011年期间,东莞发生的医患纠纷共755宗,其中属于“医闹”事件的118宗,这组数据可被视为东莞“医调委”即将成立和运作的理由。“医调委”刷新了既往医患纠纷的调解机制,无论是从中立性和专业性判断,还是从减少冲突的设计来看,政府所提供的这一机制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医患紧张关系,减弱医患冲突的对立程度,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合理化医患关系具有一定的意义。

  通观一起医疗纠纷处理的完整过程,我们可以判定,“医调委”所发挥职能的环节应当是法院审理的前置过程。当患者一方怀疑医疗事故的可能性时,他首先会与医院方面交涉,此时,纠纷的处置是患者一方与医院之间的博弈。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医患双方应该把纠纷的处置交由“医调委”调解,此时,“医调委”担当着主持谈判和说服双方接受某一解决方案的责任。这一环节的调处如果还不被双方认可的话,那么,双方的博弈将进入法院审理阶段。

  比较“医调委”调处环节和法院审理环节,双方的共同点在于,主持者即程序的维护者都是公共治理机构,具有中立性和公信力。无论是在“医调委”调处阶段还是在法院审理阶段,纠纷的解决都进入了公权力提供博弈和谈判平台的阶段。

  所不同的是,“医调委”只能调解而不能裁判,只有双方共同接受时,“医调委”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才上升为双方意思真实表达的合约而具有法律效力;在法院的审理阶段,尽管也有可能调解并达成调解的可能,不过,如果调解不成,那么,它依法做出的裁决并不考虑双方接受的可能性,具备强力执行的特质。

  “医调委”制度设计还有一个决定人们行为选择的关键点,即,它并不收费,也就是说,与法院不同的是,它调解双方的纠纷尽管付出了公共资源,但并不向参与调解的双方收费。一般而言,医疗事故都涉及较大额度的赔偿费,如果向法院起诉,那么,原告要承担较高额度的诉讼费,而一旦败诉,这些交纳的诉讼费就血本无归了,对于某些低收入群体的原告而言,这是一笔难以承受的损失。正是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计算,许多原告不选择诉讼而宁愿采取“医闹”的手段。就此判断,“医调委”机制可能会让某些低收入群体放弃闹的手段而接受较为平和的调解。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医调委”制度的出台和运行具有现实意义,它可能产生的最低功能应当是,把“医闹”从医院门口从闹市大街拉回到一个利于平缓情绪的平台,把争吵转换为平和的谈判,让博弈和谈判行走于程序和秩序的轨道之上。不过,这一最低功能能否实现,能否防止“医闹”重回医院门口和闹市大街重新展开“医闹”动作,将取决于它能否提供让双方都感到公平和正义的功能。无疑,公平和正义的供给是“医调委”制度设计所力图达到的最高功能。在“医调委”运行的图景中,一个逻辑关系隐含其中,“医调委”的最高功能的取得是维持最低功能的条件和前提。

  如果这一逻辑关系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不产生某种隐忧,显然,无论是在法院审理机制中,还是在即将成立的“医调委”机制中,医疗事故鉴定即医疗事故的责任认定都是不可回避的。基于医疗领域的专业性,医疗事故的责任鉴定必须由专业人士担当才是可能的。当前鉴定委员会专业性无可挑剔,但是,中立性却备受指责,显然,不具备中立性的鉴定委员会其专业的鉴定能力和鉴定结论事实上也难以让人接受的。既然即将成立的“医调委”的运行,也必须吸纳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结论,那么,其中一方就可能因为怀疑鉴定结论的中立性而难以接受“医调委”的解决方案。在此情况下,“医调会”的最低功能和最高功能都可能难以达及。

  医疗事故鉴定机制绊倒“医调委”,这可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因此,在“医调委”制度出台并运行后,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运行机制必须进一步改革,否则,无论是“医调委”机制还是法院裁判机制都可能因此而难以发挥公平和正义的功能。(作者为留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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